全球公共债务创“二战”以来峰值，世界将走向何方？

文丨 （德）克劳斯·施瓦布 （法）蒂埃里·马勒雷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大叙事：构建韧性、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作者施瓦布，系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马勒雷， “每月晴雨表”管理合伙人。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界面新闻获授权刊发。

过去40年中，世界各国的债务无论从规模、发展速度还是覆盖范围来看，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202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强烈冲击下，全球债务总量增加了两倍，达到了GDP的350%，其中仅公共债务就接近GDP的100%。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世界各国政府已经累计拨付了17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16%）的财政资金，而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规模总共扩大了近8万亿美元。因此，我们很难判断政府债务达到哪种水平会带来问题。最新的政策显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债务的规模”，而是在于“债务的用途”。显然，为了防止社会经济崩溃而产生的公共债务，截然不同于那些为了支持无效政策议程而导致的公共债务。或许正因如此，人们才能容忍创下历史新高的公共债务水平，市场目前似乎并未出现担忧的情绪。政府债务不可能在不引起重大问题的情形下无限扩张下去，最终一定会出现三种结果：（1）促进经济增长；（2）刺激通货膨胀；（3）造成债务违约。作为一种紧急方案，债务货币化最多维持在目前水平。鉴于上述提及的各种原因，除了提高生产效率（下文将阐述这一可能性），适度规模的高增长并不一定会发生。如果不能实现长期稳健增长，那么就可能会出现低增长、高通胀并存的恶劣局面。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中，同时发生通胀和债务违约的风险最高。

通货膨胀（或者未发生通货膨胀）在公共债务累积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由于已经多年未出现通货膨胀，各国央行不仅容忍了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而且助推财政赤字的增加。随着政府在不增加税收的情况下扩大开支，它们就会通过发行债券为产生的财政赤字买单。反过来，为了实施量化宽松的政策，各国央行从投资者手中购买这些债券，以降低政府借债的利息。正如经济学家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神奇货币的时代”一文中指出，“粗略地讲，财政部向自己国家的央行出售债务就相当于自己向自己借钱。央行模糊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界限，而财政当局也部分受益于央行的炼金术”。

当前，全球公共债务达到了“二战”以来的峰值，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也达到了战时规模，这使财政和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变得十分困难，将给“决策者带来艰巨的挑战”，在通货膨胀可能卷土重来的背景下，这一问题显得尤为严重。当利息开始上升，债务的可持续性会立刻面临风险：政府的偿债成本会大幅攀升。

在增长放缓、债务上升的背景下，世界将走向何方？在诸多影响中，有四个方面最为突出：第一，国家之间的趋同性终止；第二，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第三，生产效率再次提升；第四，加密货币强势出现。前两个将产生很大的问题，第三个将为我们带来希望，第四个则揭示了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未知和不确定性。

第一，富国和穷国之间趋同性的终止可能是暂时性的，也可能成为后疫情时代经济格局的系统性特征。目前来看，一个可以确定的趋势是，世界经济的疫后复苏将是不平衡的。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前景要远逊于发达国家，这种相互背离的情形将会形成“双速”全球经济局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曾预计发达国家的经济产值到2022年将会恢复至疫前水平，然后便会小幅超越，而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少在2025年以前都会远落后于这一趋势。有两大原因可以解释这一脱节现象：一是疫苗接种差异，二是财政和货币政策支持力度的差距。就第一点而言，截至2021年10月，发达国家近60%的民众已接种新冠疫苗，而新兴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仅为36%，最贫困国家的这一数据更是只有可怜的5%。这就意味着只有发达国家民众的生活可以开始恢复“常态”。从第二点来看，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和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本没有足够的财政政策空间，难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负面冲击。一些国家曾推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但造成了资本的外流、汇率的剧烈波动和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更糟糕的是，由于债权人担心危机不断恶化，不愿意提供展期贷款，因此导致这些国家难以维持现有的债务水平。在疫情暴发后的最初几个月，90多个国家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以援手。展望未来，如果美国采取紧缩政策，很可能会导致新兴市场大量资本外逃，进而导致资本成本增加。连锁反应几乎不可避免：发展中国家的麻烦也会影响发达国家。双方在发展过程中越是相互背离（而不是趋同），因传染效应引发金融动荡的风险就越大，进而越容易出现不可控制的移民和地缘政治冲突。

第二，大多数分析人士和决策者都未能预料2021年第三季度通货膨胀会卷土重来。在2020年衰退的基础上，全球经济出现强势反弹（反弹幅度创80年来新高），但同时伴随着全球通胀水平的快速上升。绝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分析人士和市场主体最初都以为这只是暂时现象，认为通胀是因为经济复苏引发了需求强劲增长，而供应链尚未对此做出快速调整。因此，货币政策未能及时应对通胀带来的供应冲击，央行决定“静观其变”。结果，通胀的强度和周期均超出各方最初的预期。如果薪资压力在高收入国家成为现实（到本书出版时很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会导致工资—物价螺旋式上升，这将成为各国央行的噩梦。截至2021年12月中旬本书定稿之时，通胀压力在世界各国不断攀升，导致美国等几个系统性重要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没有足够的空间，来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维持极低的利率。2021年12月15日，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宣布，美联储将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来应对卷土重来的通货膨胀。如果疫情持续更长时间，引起供应链的进一步中断，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滞胀（低增长、高通胀）风险就会变成最让人担心的问题，进而危及全球经济复苏进程。

第三，过去15年的主要特点是所谓的“生产率悖论”：科技进步明显，但生产率停滞不前，有些发达经济体甚至出现了退步。然而，斯坦福大学教授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坚称，“生产力繁荣正在到来”。如果他所言非虚，生产率得以再次提升，那对于经济增长无疑是绝好的消息。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有个著名的观点：“生产率并非一切，但从长远看，它几乎就是一切。一个国家能否持续提高生活水准，基本取决于该国能否提高每个劳动力的产出”。在疫情的“助推”下，生产率似乎终于迎来了爆发。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数据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了2%以上。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生产率的通用方式，本质上关注用更少的资源实现更多的产出。对此，最有可能的解释是疫情期间相关国家提高了科技的接受度和数字化、自动化等技术的应用程度。2021年下半年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这不仅有助于维持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能迫使企业加大创新力度，从而进一步刺激生产率的增长。既然经济增长水平和生产率的变化以及劳动力的变化存在强关联，那么生产率的潜在提高无疑将为经济增长带来福音，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劳动力不断缩减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第四，面对加密货币以及金融科技快速、强势崛起，经济发展受困于错综复杂的技术创新，很难确定其中的因果关联，也难以洞察技术的潜在应用及其对政策的影响。分析报告和媒体报道给人的印象是，法定货币已经在和加密货币展开竞争，因为个人和机构已经能够持有电子钱包，可以任意选择加密资产。正如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指出：

我们即将迎来全球货币竞争的时代。即使在本国公民中，各国货币也必须时刻争取在个人钱包组合中的位置。例如，数字版日元将在全球竞争中迎头碰上瑞士法郎、巴西雷亚尔和拥有开放式资本账户的其他任何资产，包括比特币。每个人都会随时变成外汇交易员。在此背景下，只有最优秀的法定货币或加密货币才能被所有人持有。

正如卡纳所暗示的那样，政府支持的加密货币也可能会彼此展开竞争。如果是这样，加密货币与法定货币之间的界限就会模糊，并以一种任何人无法预测的方式，一举改变金融体系，影响金融稳定和传统货币政策。

目前，货币管理当局和私人机构都在发行加密货币，将其作为可行的主流支付工具。中央银行和政府在试验“政府数字货币”（“gov coins”）或“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简称“CBDC”），而私人发行机构则尝试开发“稳定币”（“Stable coins”）—价值与基础资产价值绑定的加密货币。政府数字货币和稳定币的发展路径和结局依然是未知数，但其最终命运可能取决于应用程度，尤其取决于监管力度（国家的力量）。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将会给经济、社会和地缘政治带来巨大的影响。我们将来还会使用现金吗？加密货币是否会侵犯个人隐私？这些货币又将如何重新定义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们将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它们能促进金融普惠吗？加密货币能否推进环境目标以及相应的环保政策？这些货币是否会加速美元的衰落？它们会成为地缘政治霸权的工具吗？诸如此类的许多问题，我们尚无法给出明确的回答。

经济、环境、地缘政治、社会和技术问题相互交织，不断拓展我们的未知边界。此外，瞬息万变的形势不仅会限制我们的理解能力，也会影响政策应对能力，使其难以应对出现的各种挑战。大变局即将发生。这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但无论哪一面，都会带来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