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欧·梅拉梅德( Leo Melamed)幼年时为逃离纳粹魔爪,与家人一面躲避追捕一面逃离故乡。他们由波兰出发,横跨整个欧亚大陆。渡海至日本短暂停留,再越过太平洋前往美国,历经两万多公里的磨难与困顿,
里欧·梅拉梅德( Leo Melamed)幼年时为逃离纳粹魔爪,与家人一面躲避追捕一面逃离故乡。他们由波兰出发,横跨整个欧亚大陆。渡海至日本短暂停留,再越过太平洋前往美国,历经两万多公里的磨难与困顿,最终落脚芝加哥。
他是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当时,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被贪赃枉法、腐化的守旧势力把持,梅拉梅德以一己之力挑战盘根错节的腐败势力,最终成功重订交易所规章,建立新秩序,使交易所公开透明化。
他也是不畏嘲讽的创新者。他一心促进期货交易商品多元化,大胆的将货币当作交易商品,一手打造国际货币市场,凭空创造出金融期货;他还独排众议引入全新的电脑技术,使交易效率与交易量大幅提升数十倍,期货产业也因此更加繁荣兴盛。
“世界金融期货之父”梅拉梅德创下许多伟业,重新定义期货产业。然而在他成为全职期货交易员之前,他曾经是位成功的律师,有车有房,还养得起两个小孩!是什么让他宁愿违抗父亲,也要抛下律师铁饭碗?他所有撼动世界的创举,竟源于喜剧般的场景……
我从1952年开始,在芝商所当跑腿学徒。当时,创建交易所的老前辈都已经历过辉煌岁月,他们──所谓臭名昭著的“华尔街强盗男爵”──显然也很享受那段美好时光。接替他们的下一世代交易员,是那些老前辈的子女、姻亲、亲戚、好友。
心向学习
我最早学习有关市场的知识,都来自美林证券公司的主力交易员约瑟夫·席格(Joseph Seeger)。我对他可说是又爱又怕,不仅因为美林公司是最具规模的美国证券公司、芝商所主要生意对象,更因为席格本人就是交易所主席。我也和席格的副手肯尼斯·柏克斯(Kenneth Birks)成为好友,他比席格年轻得多──十多年后,他也成了我的得力副手。
我从席格和柏克斯身上学习到有关交易的基本知识,也学习到虽然跑腿学徒在基层,但对经纪人来说,他们不可或缺。跑腿小弟的工作是将经纪公司办公室的客户订单,送给现场经纪执行交易,再把执行完毕的交易凭证送回办公室。在整个过程中,要防止经纪人出错,或帮客户做好交易,跑腿小弟是第一个控制点。好的跑腿小弟就像经纪人的另一双眼、另一对耳以及另一双手。跑腿小弟必须很警醒,随时注意市场动态,并记住经纪人手上还有哪些单子。
我是个热切且充满学习热忱的学生,很快就成为席格和柏克斯的得力助手。事实上不久后,席格就开始每周给我十到二十美元的奖赏,这在当时不是小数目,我充满感激的接受。席格固然大方,但也很严厉,我记得有一次出了相当严重的错误,席格气得举起办公室内的钢质椅子,朝他的交易团队──接线员和包括我在内的两名跑腿小弟──掷去,如果他掷得够准,我的交易所生涯可能就宣告结束了。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早期,芝商所的交易活动断断续续,甚至完全没有任何交易,以致那些不会玩扑克牌游戏的人,在交易所内另辟密室打乒乓球。当时交易不热络的重要因素,是由于鸡蛋这项商品期货已经开始走下坡,这是因为生产周期快速缩短,以致期货合约的必要性随之快速衰退。不过,鸡蛋期货合约仍是交易所内的主要支柱,排名第二的是紧追其后的洋葱。那时也有人倡议发展猪五花肉期货。
求取平衡
虽然我们的律师事务所业务算是成功,但我的心却不在那。毫无疑问,我的初恋就是“交易”,从第一次嗅到交易大厅的气息开始,我就被迷住了,甚至在我毕业前,就时时梦想着要买下交易所会员的资格。父亲在1953年拿出几乎所有积蓄的3000美元借给我,让我买下交易所的门票。我必须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他以自己的儿子即将成为律师为傲,那也是他心目中评价最高的职业。当然,他设下了借款条件,即芝商所的会员不至于影响到学业,也不能成为我走上律师之路的障碍。我确实也达成承诺。
毕业后六年里,我们的律师事务所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功,也让我获得了相当不错的收入,在芝加哥近郊史考基郡买了一座房子,生养两个孩子,为了满足自己开快车的嗜好,买了一辆昂贵的雪佛兰科尔维特跑车(Corvette)。
当时我试着同时做好两种工作—从交易大厅赶往法庭,或赶去帮客户做好宣誓证词,再赶回交易大厅──但我内心很清楚,长此以往,两边我都不会真正获致成功。
另一方面,当时我的交易能力大有疑问,我无法取得一连串成功,却会一次损失掉赚来的大部分,只不过,我对交易市场的兴趣从来不曾也不会因此减弱,而且我开始相信交易是一个需要全心投入的事业。我的直觉也告诉我,交易这个行业的机会是无上限的,但律师却严重受限。每天揣想第二天的市场走向,真是一件让人兴奋又有无比吸引力的事;相对的,执业律师的工作对我而言是既单调又乏味。
除此之外,我当时就有把芝商所变得更大、更好的整套想法。因此,成为全职交易员的目标一直萦绕在心中,成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执念。我时时陷在这种两难之境苦苦挣扎。我知道父母一定会激烈反对,自己的儿子只是一个移民,既无名气又缺金钱,现在能够登上“Advocat”(即“律师”之意)的地位,已经很了不起也足以让他们为傲了。另一方面,我也确实对他们承诺,只不过,我肩膀上的那只精灵也在耳边低语,我已经兑现当初的承诺,现在,该是去实现梦想的时候了。
你不该妄想可以同时在两场婚礼上跳舞
究竟是什么事,促成我做出攸关命运的决定,我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以下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有趣的事件甚至值得成为《阿伯特和科斯特洛剧集》(Abbott and Costello)中的一个桥段。
那时,我代表一位客户出庭,他的前任律师不太称职,使那位客户被判定缺席,我的任务,就是要在缺席判定后的法定日期内要求重开审判。这其实很简单,但重点是法庭宣判时,你最好要在场。
当时,我手上也持有9月份鸡蛋期货期权。当天我突然心有所感,决定要将之抛售。法院大厅另一侧有个小电话亭,所幸我身上有三个可以打电话的十分钱硬币。
于是我打电话到米勒公司(Miller & Company)交易所内的办公室,接电话的是米勒老头。他不但老,动作也慢,而且还耳背,常常弄不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当天的对话如下:
“哈啰,米勒先生,我是里欧……”
“里欧啊,我去看看……”
所以,米勒先生放下电话去找我。
我很泄气,只好趁空档赶快去大厅另一头看我的案子是不是提上来了。
还没有,我又赶快跑回去拿起电话,米勒先生也正好说:“里欧不在哦。”然后还没等我回话就把电话挂了。
接着我再赶快跑去另一侧看案子提上来没,没,所以我再跑回电话亭,用第二枚硬币打电话回交易所,还是米勒先生。
我大声说:“米勒先生,是我,里欧。”结果没用。米勒先生说:“等一下,我去看看。”再一次,回来之后他说:“里欧不在。”就把电话挂了。
这时,我以为自己身处一出喜剧中──只不过,我根本笑不出来。我再跑去另一边,案子还没提上来,所以我又跑回电话旁,用掉最后一枚硬币。这次,我对着话筒大吼:“米勒先生!不要挂掉,我是里欧!”结果这次他话也没说就把电话挂掉了。
总之,我是赢了那次法庭动议,却在鸡蛋期货损失一大笔钱。
1965年夏天,我特地等到父母出发去公路旅行后,做了影响日后命运的决定。我把律师事务所的股份卖给了合伙人毛瑞,我并没有要求他马上付钱。当时我的想法,是有朝一日他发现这笔交易值得时,自然就会付款。交易就这样完成了,我很高兴。
33岁的那一年,我成了全职的交易员,父亲大为失望,一年多都不太跟我说话,直到有一天《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刊出一篇图文并茂的报道,内容是我被选为交易所主席,一切才有了改变。
也是到这时,父亲才承认我先前的想法也许是对的,不过他也说我的法律学位一定会对我的新工作有所助益。看吧,他永远都是对的。(来源:乐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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